“他们大部分都不是哭，而是呆住了。虽然他们也能和你交流，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是呆滞的，也没太多激烈的情绪流露。”

  大多数时候，这是社工李涵对自己服务对象的第一印象。“他们”是一群未成年人，是、强制猥亵等性侵案件的受害者。

  近三年，我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数量呈上涨的趋势。据最高检2023年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2022年，起诉、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同比上升20.4%。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一数据同样呈现增长趋势。

  公益组织“女童保护”于同一天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指出，过去十年，我国儿童性教育、性侵预防等项目取得较好的进展，但被性侵儿童的救助和权益维护方面，却存在空白地带。

  随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逐渐完备，作为专为未成年人服务、能够介入案件司法流程的社工，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不断摸索救助与保护被性侵未成年人的方法。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也使社会工作服务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与承认。

  他们正尝试用自己的专业力量与人文关怀，填补这一片空白。自2013年以来，李涵作为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以下简称“北京超越”）的一名未成年人司法社工，一直在向遭受性侵的孩子们提供救助保护服务。

  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李涵的工作就是围着受侵害的孩子们打转。在办案场所，孩子和家长常常不知所措，李涵会向他们介绍办案取证流程，让他们有更多安全感；警察询问孩子时，她得在一旁观察，避免孩子因询问而再次受伤；案件之外，很多孩子面临心理创伤，或者需要转学、搬家，李涵会给他们提供心理干预、链接外界资源，帮他们更好地回归新的生活。

  对于孩子们而言，创伤的愈合往往是漫长的，而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希望能陪伴他们，走过漫漫长夜。

  2023年7月，小天独自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东西时，作为店主的邻居性侵了她，事后还给了她一百块钱。

  回到家后，小天爸爸看着女儿手里的钱，问她：“这钱从哪儿来的？”小天没有回答，只有崩溃大哭。

  先是父母意见的分歧。女儿遭到性侵，妈妈坚持要报警。但在农村“熟人社会”的压力下，爸爸很纠结。与在外务工的妈妈不同，他多年在村子里生活，会顾虑报案后两家人的关系将变得复杂，他无力应对。

  事情僵持不下时，通过小天家亲戚的求助，广西同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西同心源”）介入其中。这是一家公益组织，一直在广西开展困境儿童的保护和救助等活动。作为儿童工作者，他们有“强制报告”的底线年年初，广西同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多地开展“花季成长营”活动，为青春期儿童提供预防性、补充性的性教育课程/受访者供图

  报案，对于性侵被害人而言，就是迈出面对创伤的第一步。2019年年底，广西同心源接触到一对长期被邻居猥亵的姐弟。社工从孩子们那里了解到，邻居的单身男人经常把姐弟俩带到家里，给他们看黄色录像，对他们实施猥亵和侵犯。

  但立案调查之后，举证却很艰难。施害者虽因涉嫌猥亵儿童罪被刑拘，但仅有一个家庭的口供为证，施害者也并未认罪，案子最终没能推进到庭审环节。

  因为报案，他们有了新的认知，这个邻居就是坏人。“他们就明白了坏人不能这样对我，我们该让坏人得到惩罚。”广西同心源创始人秦发源说。

  但创伤是长期存在的，报案也并非伤害的结束。在小天的妈妈报案之后，新的矛盾出现了。施害者的家庭将矛头对准了小天妈妈，他们也经常找上门来辱骂小天家，“你们是要让我们整个家族蒙羞吗？”在一些邻里闲谈中，小天家“家风不好”也成了新的谈资。

  创伤和发展，是遭到性侵后的孩子们面对的两个问题。“如果把外部环境营造好，他的个人心理调整得也不错，发展的部分慢慢生长，就可能覆盖掉他原本的创伤。”秦发源说，这两个方向的工作都是不容忽视的。

  “发展”，意味着通过社工各项服务，帮助孩子的社会功能在未来实现良好运转。

  面对外部环境的刺激，司法社工的介入，能够从法理和情感层面，为受害的孩子和家庭提供保护与帮助。社工海云一直和小天妈妈保持联系，给她提供支援。海云告诉她怎样保留证据、配合调查，报案之后又如何持续跟进案件流程，同时也不能忘了关注孩子的情绪。自介入案件以来连续五天，她们每天都在讨论案件进展。小天妈妈因案情难以入睡时，海云也能及时给她宽慰。

  被性侵后孩子的发展，往往意味着转学、搬家、接受心理咨询，自然也代表着一大笔开支。与此同时，被性侵的孩子，很大部分来自底层家庭。深圳市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社工许春琴告诉南风窗，在她接触到的个案中，底层家庭背景占了六七成。

  2013年，李涵第一次见到了小花。这时的小花，和妈妈住在北京海淀的一间临时租住的小屋里。小花黑黑瘦瘦的，很漂亮，如果只从外表上看，她与其他普通小女孩无异，内向、害羞，面对来家访的社工有些紧张。

  但和她聊天，李涵能察觉出她的惊慌和不安，同时也感到她身上有着“坚定”的另一面，把这些惊慌很好地掩饰了起来。

  由于小花的母亲是报案人，也是证人，无法作为监护人旁听警察询问，北京超越的社工便作为“合适成年人”（指社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到场开展监督、沟通等服务活动），旁听了警察的询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小花对提问感到不舒服，都可以每时每刻求助社工。

  办案结束后，李涵和其他同事一起去小花家家访。关于案件，小花选择了回避，不愿再次谈论。但李涵知道，小花之前已经向警察解释得很清楚，她并非对性侵没有认知，回避和掩饰，其实都是小花自我防御机制的表现。

  发展小花的社会功能，因此被放在了首位。但这也给母女俩带来经济压力。小花不能再回到老家上学，她需要转去新的寄宿学校，但小花妈妈原本依赖男友生活，小花的学费要从哪儿来？作为非京籍学生，如果去民办学校就读，一学期的花费就在一万块钱上下。母女俩进退两难。

  用社工专业的术语来说，小花的“社会功能”发展得很好。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孩子们有自己的方式，李涵从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中明白，只要能看着他们的社会功能一点点发挥就好，“无影响不干预是我们很重要的原则”。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观护基地内部，这里既是社工与孩子、家长们见面交流的访谈室，也可供孩子们暂时居住/祝越 摄

  “到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这就是社会功能的运转。”李涵说，有不少社会功能受损的孩子，他们回避和人的交往，不能交朋友，也完不成学校老师的要求。严重的情况下，家长不得不把便盆放进孩子的房间，因为孩子晚上不再敢出门去厕所了。

  有一个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个案，李涵至今记得很清楚。女孩晓丽十六岁，她的身体始终往里缩着，保持防备的姿态，每时每刻都很警惕。和李涵一起等电梯时，看到有其他人走过来，她就马上往后退。任何人要和晓丽说上话都很难，即使回到家，她也一直躲在房间，不开口和人交流，就连父母要问她吃什么，也变得很费劲。

  资源限制了司法社工的服务。当时，北京超越还不了解当地的社工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有咋样的资源能够为晓丽提供帮助，他们还未评估过。晓丽回到农村后，社工们更是力不能及。

  至今晓丽怎么样了，李涵仍无从知晓。在她工作的十余年里，晓丽是最让她感到遗憾的一个。

  更为直接的资源限制，就是钱。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服务，是提供给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公益服务，并不直接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开展服务所需的资金，往往来自公安机关、检察院、共青团等司法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购买。以北京超越为例，一个被害未成年人的个案服务，委托方会支付三四千元的费用，支持约3个月的服务期。

  资源对于社工服务的限制，广西同心源的感受更明显。他们面向的更多是农村的孩子，秦发源介绍，虽然此前政府对于困境儿童项目有不少支持，但因为孩子们身处农村，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加上文化差异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缺乏，都使得服务难度和成本更高。对这类孩子的保护和救助，现有的政府购买支持也较为有限，因此就需要更多社会资源的注入。

  最理想的状态是，司法社工可以参与到性侵案件案发后的全部流程。从警察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开始，到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检察院审核检查起诉、法院判决，再到孩子回归社会后的生活重建，每一个环节，司法社工都能够陪伴被害未成年人和家庭，充分满足他们的需求。

  但在目前的实践中，实现全流程的被害人服务仍然面临挑战。这与目前的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进程相关，也与司法社工服务的购买方有直接关系。自2022年开始，爱佑慈善基金会儿童保护部门项目团队调研了司法社工被害未成年人服务的开展现状。如前文所述，司法社工服务的主要购买方是司法系统，其资金支持更聚焦于司法流程之内。然而，根据社工们的实践经验，这对于被害未成年人而言往往是不够的。

  对于被害人服务的介入时机，李涵有亲身的体会。她曾经接触过两个家长，他们16岁的孩子在一场群殴中离世。等到李涵和同事去家访的时候，案子已经到了中院级别，过去六个多月了。

  给他们开门时，家长的表情很冷漠。社工们介绍完来意，他们才开口：“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来？”

  服务介入的时机早晚、服务流程能否覆盖全面、服务时间能持续多长，指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谁来购买？

  对于秦发源来说，有了这笔资金，他能支持更多社工去出差了。这也代表着有更多遭受性侵的孩子，成为了他们的救助对象。

  要让更多被性侵未成年人得到一定效果的救助，需要的不只是钱，更是社工专业能力的提升。

  实践出真知，对于社工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有很多血的经验教训，如果不实际去做，这些经验你是总结不出来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超越的创始人席小华说。

  北京超越也曾在实践中踩过“坑”。起初，警察出警时，机构只会派去一个社工，到现场才发现根本顾不过来。后来他们明白了，至少要两个社工一起去，一个人负责跟进案子，一个人负责陪着孩子家长。不论是掌握案件进程，还是和被害人建立关系，都能更加从容。

  被害人服务的复杂性，对于社工的专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在北京超越，即使已有上百例被害人服务的经验，机构中可以胜任这一工作的社工也只有10个人。

  爱佑的项目开展至今，两个月开展了两次线上培训。内容分别涉及儿童保护工作的基本理念、原则，以及性侵相关的法律知识。在张超凡看来，大家都非常热情，不仅参与人数相比预期翻了一倍，还有很多合作机构之外的社工也去参加了。同时，各地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也参与进来，通过培训交流了解司法社工，了解社工服务之于被害未成年人的作用。

  “个人成长”是社工工作的必修课题。深圳市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社工许春琴认为，保持情绪平稳，视角中立，不过度卷入受害者的经历中，能够说是社工的一项重要素养。因此，她也一直在团队内部为其他年轻的同事开展“个人成长”的团体辅导。

  许春琴就曾有过因服务对象的案情而情绪崩溃的时候。过去做过三年心理咨询师的她，即使在工作中与来访者共情，她也能“稳得住”。但是那一次，许春琴因为受害者的经历“哭得停不下来”。那个受害者小女孩8岁，连续几年被好几个人，她想，自己的女儿也是8岁，两个孩子的境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后来，许春琴不得不暂停了一天的工作，让自己回到稳定的状态。也因为这件事，她知道了自己的情绪爆点，也更加容易守住情绪的边界。

  小文是赵心怡接触到的第一个被性侵的孩子，她也让赵心怡看到了明显的能量变化。2021年的夏天，14岁的小文和妈妈一起来到北京超越的访谈室。第一次见面，小文表现得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不论问她什么样的问题，小文都说“不知道”“无所谓”“随便吧”。

  这种封闭的、自我保护的交流方式，也是小文压抑自我需求的表现。压抑来自小文的成长经历，在家里，小文的需求始终得不到妈妈的关注和重视，她感觉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也没用，所以就是“无所谓”。接案后，赵心怡每周和小文见一次面，她看上去很配合，“你说什么都行”。但赵心怡却感到工作很难推进，小文的配合，其实是一种“无所谓”的抗拒。

  对于小文而言，恢复主动表达需求的动力与自信，是最首要的。社工的服务则从建立稳定安全的关系入手。赵心怡和小文每周见一次面，开展两个小时的活动或者访谈，让小文体验什么样的关系距离是合适的，什么样的表达是安全且能得到回应的，是不会让她受到伤害的。

  赵心怡也从这场能量的爆发里，听出她的需求和矛盾。她借此机会和小文探讨如何表达、如何求助。慢慢地，小文知道，她可以向赵心怡表达意愿，小到这个路口往左还是往右，大到她想去诊断和治疗抑郁症。

  后来，小文会主动策划她们的见面活动，也能很好地完成二人约定的任务。从原本的沉默、抗拒，到主动表达需求，再到对生活中的新鲜事物产生好奇，小文逐渐打开了自己。

  “就好像一株植物，头一天你看它还是收着的，第二天就发现要结出花苞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他们想要的方向上埋了一颗种子，比如给她创造每周下午两个小时轻松的互动，她自己就转变了，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去相信和发现这种生命力量，这就是赵心怡找到的答案。

  而救助被性侵未成年人的司法社工，正是要帮助这一些孩子，重新找回他们的能量，照亮自己要走的路。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观护基地内，墙上的“少年超越吧”五个大字，既是观护基地的名字，也寄予了社工对孩子们的期望/祝越 摄